他说：气与性一物，但有形而上下之分尔。
他还用人得精、纯之气以释其别：天授精于人人者，两间之精气也，取精于天，翕阴阳而发其炯明。2余英时:《论天人之际: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153页。
二者之所以能够分离在于从逻辑上说，事实可以完全独立于认识论和价值论之外，但不能离开本体论视域。以宋明理学视域观之，彰显了中国哲学特质、基本精神和最高原理的天人合一论含蕴十分丰富，可以拓展、演绎出心物、心理、心气关系等问题。其次，本一论的提出自始就处在合一论之中，本一更强调了天与人的同一性。无仁且智或者只有仁、智就无圣，圣存在于仁与智的相互制约及配合之中。认识事物关键在于把握其本质，体认其本体，理解其来龙去脉。
（《训义》，510页）就天而言，人物之同者居多，其几希之别在于偏全、大小、明暗、醇疵之不同。同异的客观性延伸、召唤出有分有合的历史形态。清国史并无定本，只有稿本，但晚清曾国藩等人所见本均如此排序，我朝学者，以顾亭林为宗。
顾传篇幅不长，其中所引一信《与友人论学书》见于《亭林文集》卷三，此为康熙初年，炎武给山东学者张尔岐所写。所谓立身，即自身的行为与道德。孟子一书，言心言性，亦谆谆也……常在乎出处、去就、辞受、取与之问。吾读其书，言及礼俗教化，则毅然有守先待后、舍我其谁之志，何其壮也（曾国藩《圣哲画像记》）。
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。纵使不入仕者，往往也于民间聚集论学论世。
炎武对此并不避讳，也以此为由多次坚拒入明史馆（《与施愚山》《答次耕书》、《与史馆诸君书》）。但明清易代不到数十年间，学风突变，出现了对理学，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朱熹的激烈批评和彻底清算（黄爱平《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》）。通过对论语、孟子二书的解读，顾炎武提出孔孟儒学根本的关注点，是读书人立身、为学两大层面。自汉武帝独尊儒术，就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官方学说，发展至宋代，由汉代注重解释字词语意的章句之学，转化为具有哲学思辨色彩，注重阐发文字背后义理的理学，历宋元明三代五百年不衰。
其中系统阐述了顾炎武的学术主张，可谓顾氏思想总纲。国史《儒林传》褎然冠首。产生于春秋乱世的儒学，根本目的因旧秩序崩溃后社会动荡，力图为治理天下提供一条可循路径，故而必须有现实操作性。首先是康熙时期，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、徐秉义、徐元文先后高中一状元二探花，使得全国尤其是北方士人，对游历于此的顾炎武也礼敬有加。
相比毛奇龄等亲身出仕，或黄宗羲等虽未出仕，但积极配合清朝修史者，神化这样一个人物，有何必要？ 第二，清代评价炎武学术，也说大抵主于敛华就实。但今之君子……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，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。
紧密契合了清初的现实需求 自晚明以来，学术分歧、地域差异等因素，都是催生朋党的触媒。且顾炎武终身心向明朝，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。
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，家中虽为昆山望族，但祖孙三代仅有一人科考上榜。目前点校出版的《清史列传·儒林传》为晚清稿本，与曾国藩所见稍有差异，分为上下两篇。清朝入关后，二十年内便完成统一。在以往的研究中，学界多将此作为政治变化所引发的学风递变，但此前历经宋元、元明两度易代，理学不衰反盛，可见社会动荡绝非明清思想转型的本因。为学，则是读书的目标与方法。究其实，顾炎武固然有其学术成就，但远非空前绝后。
从史实研判，这种转变自清初就已出现，其中对顾炎武的推崇，可看作标志现象之一。顾炎武就曾对此有直接评价：天下之患，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，而教之使为朋党（《生员论》）。
其次是乾嘉时期学术思想汉宋之争加剧，通过塑造并神化顾炎武的地位，借题发挥抬升考据学地位考诸史实，明末举朝多空谈之官，无实干之人。
针对结党之习，主张处今之时，但当著书，不必讲学，此去名务实之论（《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》）。通过对论语、孟子二书的解读，顾炎武提出孔孟儒学根本的关注点，是读书人立身、为学两大层面。
此信中的要点，结合顾炎武其他著作可总结为三条： 清晰指出了理学发展的客观弊病 宋明理学自汉代儒家关注经典中语句言辞本义的章句之学，向探讨哲理的义理之学转变，深化探讨了心、性、情、理、气等不同概念，推进了儒家思想在本体、认识论等哲学层面的深化，扩大了儒学理论的探讨范围，本身有积极意义。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，家中虽为昆山望族，但祖孙三代仅有一人科考上榜。宋瞳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） 来源：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： 顾炎武 儒家 。但自明末以来，舍多学而识，以求一贯之方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，炎武对此讥刺：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……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，即越过孔子，由尧舜托梦传授，可谓根本偏离孔孟之教。
而任何思想主张如果不能因应时代需求，即令刻意推动，也很难蔚为风潮成为一代显学。明清之际，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，身在江南的刘宗周、黄道周，黄河以北的李颙、孙奇逢都可谓声名素著。
紧密契合了清初的现实需求 自晚明以来，学术分歧、地域差异等因素，都是催生朋党的触媒。纵使不入仕者，往往也于民间聚集论学论世。
如此现象并非好学，仅因空谈比读书为易，古之所谓理学，经学也，非数十年不能通也。在顾炎武看来，（孔子）其答问士，则曰‘行己有耻，其为学，则曰‘好古敏求。
因此，力主摒弃门户之见，一心务实的风气，崇尚既忠且清，无私为国的理念，于清廷可谓现实需求的当务之急。据其自述，自幼先习八股文，后通过阅读家中藏书学为试古文，以其间纂记故事，年至四十（《钞书自序》），明亡后，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，数次流亡，甚至遭逢牢狱之灾，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，才逐渐著书立说。（王汎森《清代儒者的全神堂——〈国史儒林传〉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》） 传统观点多将顾炎武声名鹊起归为两大要素。自汉武帝独尊儒术，就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官方学说，发展至宋代，由汉代注重解释字词语意的章句之学，转化为具有哲学思辨色彩，注重阐发文字背后义理的理学，历宋元明三代五百年不衰。
对此顾炎武在书信中开宗明义指出：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在以往的研究中，学界多将此作为政治变化所引发的学风递变，但此前历经宋元、元明两度易代，理学不衰反盛，可见社会动荡绝非明清思想转型的本因。
无法以客观事实加以衡量的理论，又极易分化为不同派别，进而由私及公，结党互斗。深刻剖析了学风造成的现实影响 明清之际，学人结社大行其道。
想以他抬升汉学地位，实属牵强。因此可说，顾炎武的思想是理解明清儒学巨变的重要切入点。
